雲南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展-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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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伊斯蘭教的傳播與發展



昆明永寧清真寺門樓。

翻開歷史的篇章,底蘊深厚的雲南伊斯蘭教史躍然紙上。關於伊斯蘭教傳入雲南的年代,有兩種說法:“唐代傳入說”和“元代傳入說”。“唐代傳入說”因可證的史料不夠充分,至今尚難定論。史學界一般認為,元憲宗三年(西元1253年),忽必烈統帥蒙回精兵10萬,令名將兀良合台總督軍事,從甘肅經四川收復大理國,同年十二月統一雲南,留兀良合台戍守雲南,此為元代大批回族進入雲南之始,也為伊斯蘭教傳入雲南之始。

元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元代傑出的回族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被元世祖忽必烈選派為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先後有大批回族隨他而來,開展南疆建設,安家立業。賽典赤以政治家和宗教世家的身份,在雲南施行設路府、統政體、興水利、均賦稅、建義倉、開驛道、建孔廟、立義學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文化措施,同時,在雲南傳播伊斯蘭教。相傳,賽典赤曾在鄯闡(今昆明)創建清真寺12座。據《雲南通志》記載,現昆明正義路上的南城清真寺和金碧路上的永寧清真寺,均為賽典赤所建。元至元十六年(西元1279年),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游雲南時,看到昆明“城大而名貴,商工甚眾。人有數種,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聶思脫裡派之基督教徒”。馬可•波羅首先提到“有回教徒”,由此可推測元代雲南境內穆斯林人數眾多的情況。

據史書記載,明洪武至永樂年間,明王朝大批徵調軍隊,且組織民力和商人在雲南各地開展軍屯、民屯和商屯,中原及江南一帶的回族大量隨軍而來,成為自元代之後的回族第二次大規模入滇。據雲南的地方誌和碑刻記載,明代,今昆明及其以西的楚雄、大理、巍山、永平、保山、騰沖,昆明以南的玉溪、通海、華寧、開遠、個舊、建水、石屏、彌勒、硯山,昆明以東的嵩明、尋甸、沾益、曲靖等地,均有回族聚居區,已經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定居點。在元代的基礎上,明代又有大批回族軍士、移民和商人進入雲南,回族人口增加,使伊斯蘭教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

清朝以來,雲南伊斯蘭教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與儒家思想相結合,向本土化方向發展,開始形成了具有多民族地方特色的雲南伊斯蘭教。其表現為:一方面是經堂教育的演變和雲南學派的形成,漢文譯著經典的出現和學術活動的繁榮;另一方面,由於清政府奉行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視政策愈演愈烈,特別是清代後期清政府對雲南回族起義的鎮壓,阻礙了雲南回族的發展,伊斯蘭教的發展也由此遭受打擊。清同治十一年(西元1872年),雲南回族起義領袖杜文秀率領的“回民起義”失敗後,雲南回族被迫開始了大範圍的遷徙活動,這種狀況一方面加劇了雲南穆斯林在分佈上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特點;另一方面,隨著回族大範圍的遷徙,也將伊斯蘭教保存下來,帶到了全省各地,甚至帶到了與雲南相鄰的緬甸、暹羅(泰國)等其他國家。

民國時期,雲南伊斯蘭教開始走向新的發展階段:一方面走向社會,致力於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實行宗教改良,建立宗教團體,積極創辦發行中文報刊,興辦新式學校和向海外派遣留學生,造就了伊斯蘭文化的新氣象和新的發展形式。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據1955年統計,雲南省有清真寺490余所,阿訇1300余人。“文革”中,雲南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一樣受到了嚴重的衝擊,清真寺或被關或被占或被拆,伊斯蘭教典籍被燒毀,穆斯林受到歧視和迫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貫徹落實,雲南伊斯蘭教進入了正常發展的軌道。1984年,雲南省伊斯蘭教協會成立。1987年,昆明伊斯蘭教經學院創辦。迄今為止,雲南有66.1萬名伊斯蘭教信教公民,有2259名教職人員,恢復和開放了853所清真寺和固定活動場所,基本滿足了穆斯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8600多人次穆斯林已到沙烏地阿拉伯朝覲;94名穆斯林到海外留學學成歸來。雲南廣大的穆斯林愛國愛教,遵紀守法,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雲南邊疆穩定、民族團結、宗教和順作出了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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