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伊斯蘭教-伊斯蘭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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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伊斯蘭教

  (1)回族的形成

  到了明代,伊斯蘭教終於有了比較固定的稱呼 “回回教門”、“回回教”,或略稱之?“回教”。從此,中國把伊斯蘭教稱?“回教”。

  大家知道,朱元璋是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相號召而開展反元鬥爭的。他本人當過和尚。朱明王朝建立以後,初期的政治氣氛對於作?“色目人”主要成員穆斯林顯然是不利的。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太祖頒佈詔布,“複衣冠如唐制”,禁止辮發、椎髻、胡服、胡語、胡姓。明初還曾明令禁止閩南蒲壽庚後代入仕?官。蒲壽庚系穆斯林,宋理宗年間(西元1225-1264年),授泉州提舉市舶(相當於今海關總署長)。入元後,因助元滅宋有功,曾官至江西行省左丞。朱元璋建明朝以後,因以蒲壽庚?代表的閩南穆斯林曾幫助元朝統一中國,朱元璋借此複得分復仇,致使這一帶的穆斯林從此衰落,被同化。《明律》規定,色目人不得同類自相嫁娶,如果違犯,打80杖,男女入官?奴。這條規定似乎難以貫徹,但它表明統治者較前不同的一種政治傾向。

  在經濟上,明初推行重農政策。這使歷來以經商?業的中國穆斯林受到歧視。農民之家可以穿絹紗,而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衣。

  明朝實行嚴厲的海禁。成祖繼位,布告天下25條施政綱領,其中有一條就是實行海禁。對於外斬朝獻,明政府也予以限制,有的規定三年一貢,有的規定五年一貢,而且人數有定額。“自是朝貢遂稀”。這不利於中國伊斯蘭教同伊斯蘭世界的聯繫。

  在農民義軍推翻元朝統治的時候,元宗室退回漠北。可以想像,穆斯林退到漠北的也不會少。那些留居下來的穆斯林,由於社會地位的改變,外部壓力的加大,內聚力增強了。於是,回族開始形成。回族的形成是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具有重要意義。隨著回族的形成,中國伊斯蘭教有了一個堅實的社會載體。

  回族的形成是散點式的,多族源的,多地源的。就族源而言,回族先人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中亞人,在形成過程中,還大量地融進了漢、蒙(主要是漢)等族成分。就地源而言,回族並不是在某一地區形成後而散居全國的,在形成時就是多地源、散點式的,西北、中原、東南、雲南、海南都是回族發祥地,這些地方的回民相互之間幾乎不存在血緣的、經濟的聯繫。現在,泉州、海南、中原地區一些回族家族的族譜一直追溯到元代,是元時由國外遷入當地的。而海南的一些回族家族,據史書記載其遷居此地又可上溯到宋代,來自古占城者居多。這是回族形成時的最大特點:散發式。那麼,他們形成民族時的共性是什麼呢?一句話,是伊斯蘭教。而這個民族在後來的發展中把漢語作為共同語言,則是回族的另一個特點。

  唐、宋、元留居中國內地的穆斯林是形成回族的基本成分。在回族形成的過程中,伊斯蘭教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而回族的形成又促進了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

  在回族形成中有一個因素也不可忽視,那就是在回族形成的明代,中亞和中國邊疆地區的穆斯林向內地的移居仍在繼續。這也?回族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生力軍。據《明實錄》統計,從洪武到成分的100餘年間(西元1368-1487年),西方來歸的穆斯林近70批。在同一期間,從漠北蒙古地方來歸的穆斯林近50批,天順元年(西元1457年)一年就有五批境外來歸者,其中一批是70多人。

  明代穆斯林的分佈同現在基本相同。回回主要聚居於西北地區。在東部和南部,除唐、宋、元三代留居的穆斯林而外,明代有些回回又從西北地區遷往那裏。明朝政府?了防備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帶的穆斯林聯合吐魯番地方蘇丹作亂,曾在正統元年(西元1436年)、正統三年(西元1438年)、正統十二年(西元1447年)、成化十一年(西元1475年)相繼把甘州(治所在今甘肅張掖)、肅州(治所在今甘肅酒泉)、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等地部分穆斯林遷往江南、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安置。正統三年(西元1438年)一次從涼州遷往浙江某地的穆斯林就有200多人。在東部,穆斯林主要沿運河分佈。對此,中國伊斯蘭教內有一種傳說:明初朱棣掃北時,在其軍隊中有很多穆斯林。建文帝登基後,朱棣以北京為根據地,進軍南京。在南下途中,有相當數量的穆斯林官兵被留下運河兩岸的重鎮駐防。於是在那裏就形成了穆斯林的聚居點。明代北京的回回大都集居於城南宣武門外。雲南是穆斯林比較多的一個省份。穆斯林在雲南的存在可以追溯的唐代。但大量穆斯林的移居是在元明兩代。其移居大約可分為三期。第一期是西元1253-1263年。促成這一時期穆斯林遷徙的主要有兩件事:一?忽必烈、兀良合台對雲南的征討,一?朝廷把穆斯林和士兵賜給雲南諸王;第二期是元至元(西元1264-1294年)和大德(西元1297-1307年)年間。促成這一時期穆斯林遷徙的主要也有兩件事:一?賽典赤贍思丁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西元1274-1279年),一?元朝10萬大軍由雲南向鄰國的遠征;第三期是明初,此時沐英父子鎮守雲南。據說沐英是穆斯林,他鎮守雲南,自然有利於伊斯蘭教的發展。

  就全國來說,明代穆斯林分佈同其先人一樣,仍然是“大分散,小集中”。

  (2)鄭和、馬沙亦

  明代內地穆斯林中出現了一些較有作為的人物。其中有代表性的鄭和、馬沙亦黑和胡登洲。

  鄭和,雲南人,本姓馬,賜姓鄭,出身於伊斯蘭教之家,其父曾去麥加朝覲。鄭和是成祖的宮內宦官,所以稱其?“三保太監”。從永樂三年(西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西元1433年)的29年間,鄭和受皇帝欽命率領龐大艦隊先後七次下“西洋”,遊歷亞非30余國。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鄭和的壯舉促進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壯大了明朝的國威。至今在東南亞一些地方還流傳著有關鄭和的故事.鄭和因“七下西洋”而名垂青史。這是一個作為政治家、外交家、航海家的鄭和。此外,鄭和對明代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也有過貢獻的。據說鄭和到過西安,對那裏的伊斯蘭教非常關注。永樂六年(西元1408年)鄭和第二次出航時,曾奏請朝廷重修南京淨覺寺。

  馬沙亦黑,明欽天監,穆斯林大師,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受太祖之命,同翰林院李 、吳伯宗等譯回回天文書籍。

  (3)胡登洲與經堂教育

  胡登洲,字明普,生活于嘉靖、萬曆年間(約西元1522-約1597年),陝西西安渭城人。幼年學習伊斯蘭教經典及儒家之書。50歲時去京城經商,在陝西臨潼遇見一位阿拉伯國家的貢使。胡登洲以教義中許多疑難費解的總是向其請教,貢使一一作答,胡登洲獲益匪淺。客居北京時,胡登洲從國學名士學習經史子集各部之書,對於性理之學,獨有心得。他哂笑宋儒,說其言論不過是個“泥美人”而已。一日購得《毋噶麻忒》一部,胡登洲又師從阿拉伯國家貢使學習這部經典。這位貢使對胡登洲很有好感,向其盡傳中國所無之經典。胡登洲由是學問大進。回到故鄉後,胡登洲設館開學,收徒約百餘人。中國伊斯蘭教的經堂教育,經胡登洲的倡導和實踐,面貌為之一新,終於成為教內的一大事業。中國伊斯蘭教系統的教義傳授和宗教職業人士的培養,主要依靠經堂教育。胡登洲功不可沒。有人把胡登洲譽?經堂教育的開山鼻祖,亦不算太過。

  經堂教育的興盛是明代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謂經堂教育,指的是在清真寺內開辦的以傳授伊斯蘭宗教知識和培養伊斯蘭宗教職業人士為目的的一種教育方式。經堂教育又稱寺院教育。清真寺內開設的講堂又稱回文大學。由寺內開學阿訇收若干名學員,向他們講授伊斯蘭教經典以及阿拉伯言語和波斯文。學員的生活和學習費用由坊內教親捐贈。學員學期不固定,一般要五六年時間,直到開學阿訇認為可以畢業時為止。畢業時要舉行“穿衣挂幛”儀式。此後,如有教坊願意聘請,這些畢業學員即可充當阿訇了。

  中國伊斯蘭教的宗教教育,從其傳入的時候起就已存在。到了明代,由於胡登洲的提倡而蔚成大觀。自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陝西著名經師胡登洲先在陝西開創經堂教育之先河以來,相繼在山東、河南、河北、雲南等地出現了由清真寺阿訇招收學生傳習經典,以培養宗教人才和普及知識的經堂教育制度。各地經堂教育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各自的中心和特點。在西北地區以馮養吾、張少山為代表的陝西學者,推行寺院宗教教育,多以阿拉伯文讀本為主,攻讀認主學?特點。以常志美為代表的山東及內地諸省,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兼授,多攻教法學。雲南派創始人馬複初,兼有陝西、山東兩派特點。繼經堂教育的發展之後,一些著名阿訇、經師、學者,為改變以往“教義不彰,教理不講”的狀況,相繼開展了漢文譯著伊斯蘭教經籍的活動。這時以江南的南京和雲南為中心,以漢語譯述和闡發伊斯蘭教義,弘揚伊斯蘭學術文化,使教內外瞭解伊斯蘭教。譯著活動的前一階段,以王岱輿、劉智、張中、馬注、伍遵契?代表,譯著內容多?教義、教法、典制、歷史、哲學等。後一階段以馬複初、馬聯元等?代表,內容除教義、教法外,涉及阿拉伯語法、修辭學、地理、天文、曆法等,並開始漢譯《古蘭經》。有的學者還用阿拉伯文書寫,或漢阿兩種文字並用。這些穆斯林學者大多通曉儒、佛、道學說,被稱?“中阿兼通”、“學通四教”、“長攻儒者之學”的“回儒”。他們的譯著“悉本尊經”,參考了不少蘇菲典籍,大都採用了使伊斯蘭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以儒詮經”的方式,從而形成了中國伊斯蘭教的宗教哲學思想體系。這一時期,在回族、撒拉、東鄉、保安等穆斯林聚居的甘肅、寧夏、青海地區,由於伊斯蘭教蘇菲主義思想的傳入,形成蘇菲“門宦”派別。早在宋末元初,伊斯蘭教蘇菲派的修道者在中國東南沿海及內地某些要地已有傳教活動,但並沒有形成門宦和派別。明末清初以來,海禁開放後,中西交通暢行,西亞和中亞的一些蘇菲派傳教師來到中西北地區,傳播蘇菲主義教義;也有中國穆斯林因朝覲麥加及遊學阿拉伯各國接受蘇菲主義思想後回國傳道的。蘇菲派關於現實虛幻、淨化靈魂以求人主合一的說教,以及提倡堅忍、苦行、節欲、修煉的做法,對於窮困的穆斯林有巨大的吸引力。隨著門宦創始人聲譽的不斷提高,信仰者日漸增多,門宦也就應運而生,先後形成大小門宦有33個,按其宗教主張,主要有戛迪林耶、哲赫林耶、虎非耶和庫布林耶,習稱“四大門宦”。門宦的特點,首先是尊崇該門宦的創始人,稱?“老人家”、“謝赫”,信徒視他們?通向“安拉之道的引領人”。在世時受到教?的崇敬,歿後要在其墓地修建“拱北”墓廬,信徒每年在其忌日前往拜謁、念經等。其次各門宦管轄許多教坊。為了管理廣大教生,教主便委派“熱依斯”為代理人,到各教坊的中心清真寺擔任教長,從而形成了層層有隸屬關係的擴大教坊制度。第三,有的門宦教主實行世襲制,“以始傳者之子孫世世?掌教”。少數門宦倡導傳賢制,但教主的繼承者也多出自其親族。

  (4)穆斯林的改姓

  早在元代,留居中國的穆斯林,由於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表現出自己的特點。中國前輩學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西域人的華化”。

  明朝初年,對色目人在政治、經濟等許多方面實行限制政策。有的地方還禁止在元代做高官的穆斯林的後代參加科舉考試。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內地穆斯林不得不在自己原來名字以外,另起一個漢姓、一個漢名,一時蔚成風氣。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內地穆斯林幾乎都有了漢姓、漢名,並且漢姓世代相傳。同時開始重視家族譜牒的撰修。有的穆斯林只有漢名,有的穆斯林同時另有“經名”,一個人兩個名字。其中一個具有中國特點,而另一個則帶有外國味。這種現象至今猶存。明代穆斯林的改姓,主要是文化融合的必然,而不是政治強制的結果。這種改姓是有點規律的,大都以原來名字中的某個音?姓。例如,穆罕默德,多改姓“馬”;哈桑,多改姓“哈”;賽以德,多改姓“賽”;尾音有“丁”者,多改姓“丁”;尾音有“沙”者,多改姓“沙”,等等。此外,還有的是朝廷賜的姓。穆斯林原名字中有“穆罕默德”者特別多,所以中國穆斯林姓馬者就特別多。俗諺曰:十個回回九個馬。

  (5)清真寺的修建

  明朝伊斯蘭教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對知識階層的影響,遠非其他朝代可比。這是由於穆斯林社會的形成、回回的改姓、經堂教育的發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明代一般著作對中國伊斯蘭教的描述是客觀的、公允的,對其評價有的相當高。有一部作品甚至認?“儒不如回”。此處“回”指伊斯蘭教。它說,伊斯蘭教只信真主,此外無所崇奉,而儒者則信事鬼神;伊斯蘭教濟貧助弱,供養有定則,而儒者則“他人不問”。中國伊斯蘭教在明代雖然曾受過限制。但從未受到政府的禁止。從明代開始,中國伊斯蘭教除保持由西向東漸次下降的信仰階梯這種格局而外,又呈現出“北盛南衰”的局面(雲南除外)。

  明代內地清真寺的修建也較元代更普遍。相傳為唐建的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一說化覺寺),經研究,應為明代建築。南京淨覺寺為洪武年間(西元1368-1398年)敕修。北京花市清真寺建於永樂十三年(西元1415年),錦什坊普壽寺建于明朝初期,東四清真寺正統十二年(西元1447年)敕修,三裏河永壽寺建于萬曆年間(西元1573-1620年)。北京阜成門外三裏河,最遲在景泰七年(西元1456年)已辟有相當大的一處墳場,作?專門埋葬穆斯林的義地。就在這一年,明英宗批准撒馬爾罕使臣馬黑麻·舍力班的奏請,允許他去阜成門外義地祭祀祖墳。

在明代,各清真寺的教長由官方任命。教長人選要報請禮部審批並註冊登記備案,然後發給劄子,以?傳教憑證,否則是不准主持教務的。北京東四清真寺掌教馬氏,明洪武年間(西元1368-1398年)被賜漢姓,弘治年間(西元1488-1505年)給予劄子,令其主持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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