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主義與唯物主義
實為恐怖主義的理論根源

導 言

大多數人認為,進化論是由查爾斯·達爾文首次提出的,是基於科學證據、考察和實驗的一個理論。然而,達爾文並非進化論的首創者,這個理論也沒有科學證據。進化論只不過秉承了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教條。雖然,進化論並沒有任何科學的支援,但它打著唯物主義哲學的幌子,卻得到了盲目的支援。

這種狂熱給世界帶來了各種災難。達爾文學說的傳播以及它所支援的唯物主義哲學,已篡改了“人是什麼?”的答案。過去,用“人是真主創造的,人必須根據他教導的美德去生活”,來回答這一問題的人們,開始考慮”人是偶然產生的,是由生存鬥爭發展而來的一種動物”這樣的假設。人們為這個巨大的騙局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基於衝突哲學的種族主義、法西斯、共產主義等許多其他殘暴的世界觀,都是從這個詭計中獲得力量的。

本文將分析達爾文學說帶給世界的災難,並揭露它與當今最重要的全球性問題之一,即“恐怖主義”之間的聯繫。

達爾文學說的謊言生存就是衝突

達爾文從一個基本的假設,發展他的理論:“生物的發展依賴生存的鬥爭。強者在鬥爭中獲勝;弱者注定失敗和滅亡。”

根據達爾文的觀點,自然界中存在著殘酷的生存鬥爭和長久的衝突。強者永遠戰勝弱者,發展由此才能發生。他給《物種起源》一書起的副標題,就概括了這個觀點:《物種起源》--自然選擇的方式或生存鬥爭中特權種族的保留。

而且,達爾文甚至提出的“產生存而戰”,同樣適用於人類種族之間的“生存之戰”。根據這個欺騙性的主張,“特權種族”總是鬥爭中的獲勝者。在達爾文看來,特權種族就是歐洲的白種人。非洲或亞洲的其他種族,卻在生存鬥爭中成了落後的種族。達爾文進一步斷言,這些種族將很快完全失去“生存鬥爭”,並因之而滅亡:

“也許在不久的數百年堙A文明的人種將消滅、取代世界上之野蠻的族人。同時,人猿……無疑地將滅絕。這樣,人類與其最親近的同類之間的差距將加大;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時,高加索人、與猩猩一樣低等的猿,將取代目前介於黑人或澳洲土著及大猩猩之間的種類。”1

印度人類學家拉里塔(Lalita Vidyarthi),就達爾文進化論被社會科學中的種族主義所利用的事實,作了如下解釋:

“其(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受到當時的社會科學家的熱烈歡迎,並相信人類在達到頂峰的白人文明中,獲得各個層面的進化。到19世紀後半期時,大多數西方的科學家把種族主義作為一種事實接受了。”2

達爾文的靈感來源:“馬爾薩斯的殘忍理論”


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達爾文在這個主題上的靈感,來自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馬爾薩斯估計,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將快速增長。在他看來,控制人口的主要因素是戰爭、饑荒和疾病等災難。簡言之,根據這個殘暴的主張,為了一些人的生存,其他人就必須死亡。生存意味著“永遠的戰爭”。

在19世紀,馬爾薩斯的想法被廣泛接受。歐洲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尤其支援這一殘忍的想法。在“納粹‘種族淨化’計劃的科學背景”一文中,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對19世紀之歐洲的重要性,這樣寫道:

“19世紀伊始,全歐洲的領導層聚到一起,討論新近發現的‘人口問題’,並找到按照馬爾薩斯的要求,來提高窮人死亡率的辦法:‘我們不必勸說窮人乾淨地生活,應鼓勵他們以相反的習慣去生活。我們城市的街道應該建得再窄些,應該使更多的人呆在家堙A並使瘟疫重新傳播。在鄉下,應該把村莊建在死水邊,特別鼓勵他們生活在泥濘和不健康的環境中’,等等。”3

這種殘酷政策的結果,使在生存鬥爭中失利的弱者將被滅絕,人口的高速增長也就得以平衡。19世紀,英國真正實施了這一所謂的“壓迫窮人”的政策,並建立了一種工業體制:讓8-9歲的孩童每天在煤礦打工16小時,數以千計的兒童死在惡劣的勞動環境下。

達爾文受這些思想的影響,把衝突的觀點應用于自然的所有方面,並提出強者與適者將在生存鬥爭中獲勝。而且他還主張,所謂的生存鬥爭,是大自然合法而不變的法則。另一方面,他鼓勵人們否認創造,並拋棄宗教信仰;因而,破壞可能阻礙殘暴的“生存鬥爭”的所有道德規範。

隨著這些殘酷觀點的盛行,20世紀的人類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它們使人類走向殘暴和專橫。

”叢林規則”開闢的道路:法西斯

達爾文學說在19世紀滋養種族主義時,形成了在20世紀得以膨脹、給世界帶來血風腥雨的意識形態:納粹主義。

從納粹的思想意識堙A可以看到濃重的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在分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阿爾佛雷德·羅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所建立的理論時,可以發現像“自然選擇”、“選擇性的交配”、“種族間的生存鬥爭”等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中多次闡述的概念。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鬥爭”與“適者勝利”的主張,激勵希特勒把他的書叫做《我的奮鬥》。他在書中特別提到了種族之間的鬥爭:

“基於自然本身注定的新的種族等級制度,歷史將登上舉世無雙的新世紀的帝國巔峰。”4

1933年,希特勒在紐倫堡市的集會上聲稱:“高級種族奴役低級種族……我們在自然界見到的公理,並把它看作唯一可以得到的公理。”

納粹深受達爾文主義的影響,這幾乎是這方面的歷史學專家一致承認的史實。

歷史學家希克曼·希特勒(Hickman.Hitler)對此作了如下解釋:

“希特勒是一個堅定的進化論的追隨者和傳播者。不管他的腦袋婺佽菑偵礡A他的《我的奮鬥》一書,無疑明顯地闡揚了一些進化論的觀點,尤其強調了鬥爭哲學、適者生存以及為建設更理想的社會而滅絕弱者。”5

提出這些觀點的希特勒,將世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野蠻境地。許多種族和政治團體尤其是猶太人,在納粹的死亡集中營堙A遭到可怕的殘害與屠殺。以納粹分子的侵略行為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整整五千五百萬人的生命,成了這種理念的犧牲品。在世界歷史上,藏在這場最大悲劇幕後的,正是達爾文主義“生存鬥爭”的概念。

血腥的聯盟:達爾文主義與共產主義

當法西斯主義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右翼勢力之上時,左翼就被共產主義所佔領。共產主義者總是達爾文理論最狂熱的擁護者。

達爾文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這種關係,可追溯到這些“主義”的創始人。當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出籠,共產主義的創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閱讀了該書,並驚歎書中“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他們之間的通信顯示,他們看到了達爾文理論中的“包含共產主義之自然歷史的基礎”。而且,恩格斯還在達爾文的影響下,寫下了《自然辨證法》一書,書中充滿對達爾文的讚頌,並在“勞動:從猿到人之過程中的作用”一章堙A就努力把進化論作為自己觀點的佐證。

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如,彼克哈諾瓦(Plekhanov)、列寧(Lenin)、托洛茨基(Trotsky)和史達林(Stalin)等,都贊同達爾文的進化理論。俄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彼克哈諾瓦把馬克思主義看作”達爾文主義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6

托洛茨基說:”達爾文的發現,是辨證唯物主義在整個有機物領域的最大勝利。7

在共產黨幹部的形成過程中,“達爾文主義教育”起了極大的作用。例如,史達林在年輕時就信仰宗教,但讀了達爾文的書籍後,才成了無神論者。這是歷史學家們所證實的事實。8

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屠殺了數百萬人的毛澤東,就公開宣稱:“中國的社會主義建立在達爾文主義及進化論之上。”9

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詹姆士·若維·普塞(Reeve Pusey),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國與查爾斯·達爾文》一書中,就達爾文主義對毛本人及中國共產主義的影響,列舉了大量的細節。10

一句話,進化論與共產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進化論聲稱生物是偶然產生的,這給無神論者提供了所謂的科學依據。主張無神論思想的共產主義,也因此與達爾文主義牢牢綁在一起。進化論甚至提出:大自然的發展由於衝突(也就是說“生存鬥爭”)而得以實現,它支援了共產主義理論基礎之“辨證”的概念。

如果我們想想“辯證的衝突”這一共產主義的理念--它在20世紀作為“屠殺機器”使一億二千萬人喪命,那我們就更好地理解達爾文主義出世後,它給世界所造災難的程度了。

達爾文主義與恐怖主義

正如我們所見,達爾文主義是各種暴力思想賴以存在的根基;它們給20世紀的人類帶來空前的災難。躲在這種理解與方法背後的根本理念,就是與“非我族類的廝殺”。

對此,我們可以這樣解釋,世界上有著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世界觀和不同的哲學;非常自然,這些不同觀念具有互相反對的特點。然而,它們不同的態度,可以從兩種方式中相互觀察:

1) 他們可以尊重“非我族類”的存在,努力與他們建立對話,採取一種人性化的方式。

2) 他們會選擇與他人搏鬥,以損人利己的方式,即野獸般的行為去達到目的。這是唯物主義採用的方式,即反宗教的方式。

當我們考慮上述兩種方式之間的差異時,就會看到達爾文主義向人類潛意識堙A灌輸的“人是衝突性動物”的煽惑力。選擇衝突方式的個人或團體,對達爾文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的原理可能一無所知;但是,他們最終同意,其哲學基礎完全基於達爾文主義。使他們相信這一觀點正確的,恰恰是達爾文主義的這些口號:“世上強者生存”、“大魚吃小魚”、“戰爭是美德” 、“人通過發動戰爭而進步”。一旦離開達爾文主義,這些口號也就失去意義了。

實際上,如果沒有達爾文主義,也就不存在什麼“衝突”哲學了。世上的大部分人信奉的三種有啟示的宗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反對暴力。三種宗教都期望給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寧,都反對濫殺無辜,都反對殘暴與迫害。衝突與暴力破壞真主向人類所昭示的道德,是反常而有害的概念。但是,達爾文主義卻認為,衝突與暴力必須存在,它們是自然、合理、恰當的理念。

因此,如果有人以伊斯蘭教、基督教或猶太教的名義,並使用其概念和標誌而實施恐怖行動的話,他們就不再是穆斯林、基督教徒或猶太教徒。實際上,他們是真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們雖然披著宗教的外衣,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縱然他們宣稱為宗教服務也罷。事實上,他們是宗教與信士的敵人。因為,他們幹的是宗教本身所禁止的罪行,而且以這樣的方式給宗教抹了黑。

因此,我們這個世界所面臨的恐怖主義行徑,不會出自任何一種神聖的宗教,而是來自我們這個時代的無神論及其表達方式“達爾文主義”和“唯物主義”。

伊斯蘭不是恐怖主義的根源,而是解決恐怖主義的辦法

那些聲稱以宗教的名義而行事的人們,也許會錯誤地理解並實踐其宗教信仰。因此,從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中,得出對該宗教的看法是錯誤的。而認識伊斯蘭的最好辦法,是仔細閱讀該宗教神聖的原始資料。伊斯蘭神聖的原始資料就是《古蘭經》;《古蘭經》

所倡導的道德規範,與當今某些西方人的腦海堙A對伊斯蘭的想象完全不同。《古蘭經》的道德觀基於博愛、善良、仁慈、謙和、自我犧牲、寬容與和平之上。而一個真正按照這些道德準則生活的穆斯林,是個溫文爾雅、深思熟慮、寬以待人、值得信任並樂意助人的人。他給周邊的人帶去愛心、尊重、安寧和歡樂。

伊斯蘭是和平與幸福的宗教

“伊斯蘭”一詞在阿拉伯語中是“和平”的意思。伊斯蘭給人類帶來一種充滿和平與幸福的生活,安拉把他永琲漱窈R與慈憫展現在世界面前。安拉召喚地球上所有的人們:把《古蘭經》的道德教誨作為一種典範,以此在世上體驗仁愛、善良、寬容與和平的生活。在《古蘭經》黃牛(百格勒)章第208節堙A真主就這樣命令道:

“通道的人們啊!你們當全體加入和平的宗教中,不要跟隨惡魔的步伐,他確是你們的明敵。”

正如經文所說的,真主告訴我們,只有信奉伊斯蘭,並根據《古蘭經》的道德規範去生活,人類才能幸福地生活。


真主譴責邪惡

真主命令人們避免邪惡;禁止懷疑、不義、造反、暴政、侵略、謀殺、流血。那些不遵守真主命令的人們,在經文堻Q定義為“跟隨惡魔的人”,而且真主已明確昭示:那是非法的行為。《古蘭經》埵釩雃h關乎這些問題的章節,其中的兩節是這樣表示的:

“與真主締約,然後加以破壞的,斷絕真主命人連結者的,在地方上進行破壞的,這等人將被詛咒,將吃後世的惡果。” --《古蘭經》138:25

“你應當借真主賞賜你的財富而營謀後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卻你在今世的定分。你當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樣。你不要在地方上擺弄是非,真主確實不愛擺弄是非者。”--《古蘭經》28:77

正如我們所讀到的《古蘭經》文,在伊斯蘭堙A真主已禁止一切形式的有害行為,包括恐怖主義與暴力活動,並譴責做出這等行為的人們。穆斯林是美化和改良世界的人們。


伊斯蘭保護言論自由與寬容

伊斯蘭是這樣一種宗教:給人類的生活、見解和思想以自由,嚴禁在人們之間製造緊張、衝突、誹謗與猜疑,甚至禁止對別人持消極的想法。

伊斯蘭不僅嚴禁恐怖和暴力,而且不允許對他人的思想哪怕是最輕微的壓制:

“對於宗教,絕無強迫;因為正邪確已分明了。誰不信魔鬼而信真主,誰確已把握堅實的、絕不斷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聰的,是全知的。” --《古蘭經》2:256

“你絕不是監察他們的。” ----《古蘭經》88:22

強迫人們信奉宗教並接受其信仰形式,違背伊斯蘭的精神和本質。因為,在伊斯蘭看來,對真主的信仰,只能通過自由意願和深思熟慮來接受。當然,為了實施《古蘭經》確立的道德準則,穆斯林們可以互相勸勉,但絕不能使用強迫的手段,也不得施以任何身體或心理上的壓力;它們都不能利用世俗的特權,促使某人歸向宗教。

讓我們假想一個與之完全相反的社會模式。例如,一個依靠法律強迫人們實踐宗教的社會吧。這種社會模式與伊斯蘭完全相反;因為,當個人自願地信仰和崇拜真主時,才具有價值。如果用一種制度強迫人們去信仰與崇拜的話,那麼,人們只因為害怕這個體制而顯得虔誠。宗教本身的價值在於:宗教要在良心自由的環境中得到實施,即為了獲得真主的喜悅去實踐宗教信仰。


真主判定殺害無辜為非法

根據《古蘭經》,殺害一個無辜的人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

“除因復仇或平亂外,凡枉殺一人的,如殺眾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眾人。我的眾使者,確已昭示他們許多跡象。此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地方上確是過分的。” --《古蘭經》5 : 32

“他們只祈禱真主,不祈禱別的神靈;他們不違背真主的禁令而殺人,除非由於償命;他們不通姦。誰犯此類(罪惡),誰遭懲罰。” --《古蘭經》25 :68

如上述經文所示,毫無理由地枉殺無辜的人,將受到嚴懲。真主已經昭示:殺害一個人的罪過與殺害眾人一樣的嚴重。捍衛真主尊嚴的人,別說是殺害數以千計的無辜者,甚至不給一個人造成任何損害。那些想逃脫今世審判與懲罰的人們,在末日無法逃脫真主的清算。所以,知道死後會受到真主審判的人們,將非常小心地遵守真主所確立的一切限度。


真主命令穆斯林們善良、仁愛

有一節經文是這樣講述穆斯林的道德的:

“同時,他是一個通道而且行善,並以堅忍相勉,以慈憫相助者。這等人是幸福的。” --《古蘭經》90:17-18

如本節經文所示,為了獲得解放、憐憫和樂園,真主向他的僕人降示的最重要的道德準則,就是“以慈憫相助”。

《古蘭經》中所描述的伊斯蘭,具有現代、文明、先進的特色。穆斯林首先是和平之人;穆斯林本著民主精神寬容別人;文雅、開明、誠實、審美、科學與文明是穆斯林的個性。

在《古蘭經》的美德下培養的穆斯林,永遠以伊斯蘭教規中的愛,來對待每個人;尊重各種思想觀念;重視美學與藝術;中和地面對每一種事情,並且縮小不和、重歸友好。由這樣的人組成的社會,比那些當今最具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人們更為文明、社會公德更為高尚,生活更為歡樂、幸福、公平、安全和富有。


真主要求人們寬容

在《古蘭經》的“艾耳法章”第199節堙A用“你要原諒”這樣的啟示表達了“寬恕與寬容”的概念,這是伊斯蘭的基本原則之一。

當我們關注伊斯蘭的歷史時,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穆斯林在社會生活中,是如何實施《古蘭經》道德教誨中的這一重要規定的;還可以看到,在穆斯林所到之處,廢除了非法的行為,創建了自由與寬容的環境。在宗教信仰的範圍內,從語言與文化方面,使那些彼此完全不容的民眾,能夠在同一屋檐下自由、和平地生活,並使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們獲得知識、財富和地位。同樣,擁有廣大地域的奧斯曼帝國之所以能夠存在數百年,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斯蘭帶給人們的生活道路,是那樣的寬容和善解人意。幾個世紀以來,寬容和善良的品質造就了穆斯林。在每個歷史階段,穆斯林都是最公正、最仁慈的人群。在這個由多民族組成的社會中,人們可以自由地實行自己跟隨多年的宗教信仰,完全按照他們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並以自己的方式崇拜。

誠然,只有《古蘭經》所實踐的穆斯林所特有的寬容,才能給整個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寧。《古蘭經》就此指出:

“善惡不是一樣的。你應當以最優美的品行去對付惡劣的品行,那末,與你相仇者,忽然間會變得親如密友。” --《古蘭經》41:34


結 論

這一切表明,伊斯蘭供給人類的道德教誨,正是給世界帶來和平、幸福和公正的準則。當今世界上,被人們稱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野蠻行徑,是完全偏離《古蘭經》的道德教誨的,是愚昧無知者的所為,是與宗教沒有任何關係的犯罪。對那些打著伊斯蘭的旗號而蠻幹的個人或團體,我們反對他們的辦法,就是本著伊斯蘭真正的道德教誨,去指導他們。

換言之,伊斯蘭與《古蘭經》的道德教誨,並不是恐怖主義與恐怖分子的支持者,而恰恰是把世界從恐怖主義的災難中解救的辦法。

1.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2nd edition, New York, A L. Burt Co., 1874, p. 178
2. Lalita Prasad Vidyarthi, Racism,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Unesco, France, Vend獽e, 1983. p. 54
3. Theodore D. Hall,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of the Nazi ”Race Purification” Program, http://www.trufax.org/avoid/nazi.html
4. L.H. Gann, ”Adolf Hitler, The Complete Totalitarian”, The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all 1985, p. 24; cited in Henry M. Morris, The Long war Against God, Baker Book House, 1989, p. 78
5. Hickman, R., Biocreation, Science Press, Worthington, OH, pp. 51-52, 1983; Jerry Bergman, ”Darwinism and the Nazi Race Holocaust”, 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 13 (2): 101-111, 1999
6. Robert M. Young,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Human History, Historical Studies on Science and Belief, 1980
7. Alan Woods and Ted Grant, Reason in Revolt: Marxism and Modern Science, London: 1993
8. Alex de Jonge, Stali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 Unin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Limited Co., Glasgow, 1987, p. 22
9. K. Mehnert, Kampf um Mao's Erb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10.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