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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之學”在中國的學術歷程與學術精神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發給朋友 舉報 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    作者:丁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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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之學”在中國的學術歷程與學術精神——從王岱輿到馬堅


  摘要:介紹和研究被稱為“天方之學”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我國穆斯林長期傳承的重要學術傳統。從王岱輿(約1584~1670)到馬堅(1906~1978)以來的數百年間,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學者,在伊斯蘭文化研究領域苦苦求索,孜孜不倦,秉承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把握時代脈搏,堅持與時俱進,致力於中華多元文化體系中穆斯林民族文化的建設與創新,在構建中國伊斯蘭思想體系、推進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的相互對話、交流和融合等方面卓有建樹,做出了重要奉獻。梳理和總結這一傳統,對於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學”、“阿拉伯學”學科體系、促進當今世界的文明對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天方之學”的學術歷程
  
  被稱為“天方之學”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幾大文化體系之一,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在世界文明史上發揮了承前啟後、溝通東西的歷史作用,澤被三洲,影響廣遠,至今依然富有活力,與當代世界的和平發展和一系列國際事務密切相關。瞭解和研究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已然成為一項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課題,備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我國關於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有很長的歷史和豐厚的積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很早就傳入中國,與中華文化有著漫長的交往歷程。我國有回、維吾爾等10個少數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他們對中華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介紹和研究被稱為“天方之學”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中國穆斯林的重要學術傳統之一。我國“天方之學”的漫長歷程,不但是中華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話交流的重要形式,而且也是伊斯蘭文化植根中國,進而實現本土化、中國化的過程。
  唐人杜環所撰《經行記》最早記述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有關資訊,特別介紹了被稱為“大食法”的伊斯蘭教的教義教規。這一重要文獻雖已散佚,但從杜佑《通典·邊防典》引錄的片段中不難看出,《經行記》關於伊斯蘭教的介紹相當具體和準確,這是我國對伊斯蘭文化的最早記載,也是中國人首次經過實地考察、獲取第一手資料後所作的較為客觀正確的記載。
  宋、元時期,由於中國及其周邊地區政治格局的劇變、軍事活動的頻繁以及商業交往的活躍,中外人員大量流動,大批阿拉伯和波斯乃至整個中亞地區的士兵、工匠、商人等,或隨軍,或貿易,紛紛來華,並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國,積久成群,逐漸形成相對集中的居住區“蕃坊”,進而逐漸“華化”,在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及長安、北京等大都市建立起清真寺和公共墓地,伊斯蘭教及伊斯蘭文化對中國來說已不是一種陌生的域外文化。特別是元代,穆斯林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故《明史》有“元時回回遍天下”之說。中華文化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這一時期有了更為廣泛的接觸和多方面的交流,漢唐以來開闢的海陸“絲綢之路”持續繁榮,中國的印刷、造紙、制瓷、紡織等先進技術借阿拉伯而西傳,遠至歐洲;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大範圍東漸,伊斯蘭教國家的先進科技文化和獨特人文科學傳入中國,涉及宗教、哲學、文學、歷史、地理、天文、曆法、醫學、數學、建築、軍事等許多領域,僅元代秘書監收藏的“回回書籍”就多達二百多部。
  明清時期,回族穆斯林學者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介紹和研究也有了實質性的進展和起色,特別值得稱道的有兩個方面。一是陝西胡登洲(1522~1579)先師開創“經堂教育”模式,從此改變了伊斯蘭文化研習領域“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譯之不明,複闡明之無自”[1]518的局面。經堂教育的開展,使被稱為“天方之學”的伊斯蘭文化的研習活動在我國得以長期延續,內容涉及宗教、哲學、語言(阿語、波斯語)、文學、歷史、地理、天文、曆法等諸多領域,培養和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精通阿語、波斯語並對伊斯蘭文化頗有造詣的著名經師,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和中伊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只是這種研習活動往往局限於清真寺內,且大多以口授的方式進行,沒有留下重要的文字成果,但作為回族穆斯林的一種獨特學術傳統,這種“寺裡的學術”延續至今,其意義和價值,值得我們做深入的研究。
  另一值得稱道的“以儒詮經”暨伊斯蘭教漢文著述活動的開展。以王岱輿、馬注、劉智及馬德新等為代表的一批“回儒”,學貫中外,博通四教(伊、儒、釋、道),致力於“用儒文傳西學”,著書立說,“本韓柳歐蘇之筆,發清真奧妙之典”,“遵中國之禮,引孔孟文章,譯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來死去之關頭”,他們借用大量儒、釋、道(特別是儒)的術語,以典雅的漢語闡發伊斯蘭教義,介紹和研究伊斯蘭文化,為伊斯蘭教、伊斯蘭文化在中華文化大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並且在思想理論方面卓有建樹,“為中國思想史的發展開拓了新領域。”[2]424
  王岱輿(約1584~1670)向來被推為明清伊斯蘭教漢文著述家之首,“因為他是中國回族穆斯林學者中第一位系統地論述伊斯蘭教哲理並負之刊行的人。”[3]4他的代表性著作有《正教真詮》、《清真大學》及《希真正答》等。約略與他同時的另一位著述家張中(約1584~1670),著有《歸真總義》(《伊瑪尼解》),譯有《四篇要道》。王岱輿的弟子伍遵契(約1598~1698)也是當時很有成績的譯述家,譯有《歸真要道》,是波斯語經典《米爾薩德》的漢譯本,自述“譯義求達,不敢藻飾”。王岱輿、張中、伍遵契等人,是中國伊斯蘭教漢文譯著活動的首倡者,為中國的“天方之學”鑿山鋪路,是開回族穆斯林學術新風的先賢。
  馬注(1640~1711)是早期雲南地區伊斯蘭教漢文譯著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清真指南》曆十年而成,“十萬餘言,上窮造化,中盡修身,末言後世” [4]3,是一部內容豐富的鴻篇巨制。與馬注大體同時的還有馬忠信、米萬濟、馬明龍、馬伯良、袁汝琦等人,也都是經漢兼通的穆斯林學者。
  劉智(約1655~1745)是自王岱輿以來最負盛名的學者,著述頗豐。其中《天方性禮》、《天方典禮》及《天方至聖實錄》三部最具代表性,“這三書,真可以當得‘體大思精’四個字。”[5]420劉智將伊斯蘭教哲學與宋明理學融會貫通,構建了“天方性禮圖說”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伊斯蘭哲學體系,是“以儒詮經”活動的集大成者。與劉智同時的還有金天柱(1736~1795)等人,天柱曾供職于翰林院四譯館多年,著有《清真釋疑》等,提出“回漢兩教,原相表裡,不可誣也”,因為“天方之教以奉主命、朝拜為務。自隋唐傳入中幅,一切明心見性之旨,足與吾儒相表裡。”[6]2其宗旨依然在於溝通回漢文化、消除相互誤解。
  馬德新(1794~1874)是明清之際最後一位傑出的回族伊斯蘭教譯著家,譯著極豐,頗有建樹。代表著作有《四典要會》、《大化總歸》、《真詮要言》、《指南要言》、《天方性禮注釋》、《寰宇述要》、《天方曆源》、《寶命真經直解》(《古蘭經》前5卷漢譯)及《朝覲途記》等。馬德新“一方面沿著王岱輿、劉智、馬注等前輩穆斯林學者的學術軌跡,把伊斯蘭教的教義教條予以符合儒家價值取向的闡釋,以滿足中國穆斯林尤其穆斯林知識份子的需求,消除漢回之間、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之間的隔閡,為伊斯蘭教、回族的生存和近代化發展謀求合適的生存環境;另一方面,馬德新堅持伊斯蘭教的特色思想,以真一論、大化論、幽明與複生說、聖人說、明德說等思想補儒家文化所不足,從理論及社會教化兩方面闡述伊斯蘭教的積極意義。”[7]1-2馬德新的弟子馬安禮也是一位有造詣的譯著家,他的突出成績是對馬德新著作的整理和修潤,馬德新所譯《天方詩經》就是經他整理、補譯而成的。 興起於明末、幾乎延續清代“以儒詮經”及伊斯蘭教漢文譯著活動,充分吸納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著力構建“回儒一體”的中國伊斯蘭思想體系,認為“回儒兩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進行比較研究,開展文明對話,以期達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費孝通先生語),和而不同的境界。只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限,這種文明對話的努力和嘗試並未引起主流學術界的重視。然而,“以儒詮經”活動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上的獨特意義和價值,則是毋庸置疑的。
  “以儒詮經”活動也有不足和缺陷,儘管王岱輿、劉智以及其他明清時期的回儒學通四教,但畢竟難免帶有時代的局限,特別是他們所能搜羅到的關於伊斯蘭文化的最新資料有限,難以瞭解伊斯蘭世界學術發展的動態和全貌,也難以對伊斯蘭文化諸學科有全面系統的研究。對於這些局限,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事實上,在譯介和研究伊斯蘭文化、透徹理解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並將兩大文化的融會貫通等方面,至今還很少有人能與王岱輿、劉智、馬德新等明清回族大儒相匹敵。
  進入20世紀,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使得中國學術界吹起清新自由的學術空氣,伊斯蘭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王皓然(1848~1919)阿訇首倡革新傳統經堂教育,新式伊斯蘭學校以及各種介紹伊斯蘭文化的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國各地創辦,王靜齋(1879~1949)、達浦生(1874~1965)、馬松亭(1895~1992)、龐士謙(1902~1958)等知名阿訇頻繁深入伊斯蘭世界腹地作實地考察,更有馬堅(1906~1978)、納忠(1910~)等一批青年學子遠赴埃及求學,瞭解伊斯蘭世界文化發展之大勢,並及時向國人予以介紹。這些努力均使這一時期我國回族穆斯林對伊斯蘭文化的譯介和研究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湧現出許多傑出的學者,諸如楊仲明(1870~1952)、達浦生、王靜齋、哈德成(1888~1943)、馬松亭、龐士謙、馬堅、納忠及白壽彝(1909~2000)等,他們的大量學術活動拓寬了伊斯蘭文化研究的領域,提升了研究的層次,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他們不僅繼承了王岱輿、劉智以來的優良學術傳統,而且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在他們的學術活動中,表現出更為赤熱的愛國精神,洋溢著濃郁的國民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體現出復興包括回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
  王靜齋(1879~1949)阿訇是現代中國著名的伊斯蘭教經學大師,畢生愛國愛教,執著于伊斯蘭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積極宣導革新經堂教育,培育中、阿兼通的新型人才。1936年他在北京組織回教典籍編譯社,致力於伊斯蘭教典籍文獻的翻譯和出版。1938年在河南與同道發起成立了“中國回教抗日救國會”,宣傳抗日救亡。王阿訇一生勤奮好學,筆耕不輟,著述豐富,主要譯著有《回耶辨證》、《中亞字典》、《中阿雙解新字典》、《選譯詳解偉嘎業》、《真境花園》及《古蘭經譯解》等。
  馬堅教授(1906~1978)是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回族穆斯林譯著家和教育家,畢生致力於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教學和研究,孜孜不倦,成就卓著,代表著述有《(阿譯)論語》、《古蘭經》、《回教哲學》、《回教真相》、《伊斯蘭哲學史》、《教義學大綱》、《回教基督教與學術文化》、《回教教育史》、《穆罕默德的寶劍》、《回曆綱要》、《阿拉伯通史》及《阿語漢語詞典》等。“馬堅教授的學術成就,實際上是繼承了雲南穆斯林的學術傳統。這個傳統,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研究教典的傳統;又一方面,是學習漢文化的傳統。這兩個方面,恰好在馬堅教授身上都有所體現。”[5]508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回族穆斯林學者所開拓的我國伊斯蘭文化研究事業,在20世紀初開始受到漢族學者的關注,有的漢族學者甚至親自參與到有關領域的研究當中,而且頗有建樹,如漢族學者鐵錚由日文轉譯的《可蘭經》於1927年由北平中華書局出版,首開我國《古蘭經》漢語通譯之先河;陳漢章(1874~?)、陳垣先生(1880~1971)則開拓出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史的新領域;顧頡剛先生(1893~1980)曾在《大公報》(1937年3月7日)發《回教的文化運動》一文,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予以特別關注,提出在中國大學開設中國回教史課程、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議(第七卷第四期),並在他和譚其驤先生(1911~1992)主辦的《禹貢》雜誌上發表了大量介紹和研究伊斯蘭文化的文章,先後推出《回教與回族專號》及《回教專號》兩期專刊,推動有關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漢族學者的加盟,對於提升和拓展伊斯蘭文化研究的層次和範圍,並使之進入中國的主流學界具有重要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中,回族學界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進步,在多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除了馬堅、白壽彝、納忠等學界前輩繼續開拓創新,並有出色成績之外,更有不少學術新人不斷湧現,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涉及宗教、哲學、語言、文學、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及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許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績,學者眾多,著述頗豐。至此,由中國穆斯林學者開拓並傳承的我國伊斯蘭文化研究,已不再是一種不為“教外學者”所知的民間學術,已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學科領域,古老的“天方之學”開始跨入漢回各族學者攜手合作、共建我國“伊斯蘭學”、“阿拉伯學”的新時代。[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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