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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路撒冷(三)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發給朋友 舉報 來源: 作者    作者:丁士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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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與教訓

丁士仁 (蘭州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所) 

 

我在耶路撒冷(一):“巴以衝突”的見聞與感受

我在耶路撒冷(二):差距與困境

 

不久前停息的所謂的“護刃行動”,就是以色列以清除西南邊緣的安全隱患為目的而進行的一次小型“外科手術”。對以色列而言,這確實算不了什麼大事,它可以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發起這樣的行動,而且還不會傷及自己的筋骨,因而輕鬆地叫“護刃行動”。然而,這次行動競讓戰火在加沙地帶燃燒了五十天,讓巴勒斯坦損失了兩千多條人命,讓幾十萬人變得無家可歸,給巴以關係的舊仇又增添了新恨。值得慶倖的是,無論誰勝誰負,戰火總算平息了。可是,誰都知道,這次停火只是另一次衝突前的寧靜,因為衝突的根源還深深地紮在那片土壤中,沒有徹底被剷除。我們不希望衝突再次發生,也不願看到更多的生命遭到塗炭;我們祈求和平的到來,盼望戰火永遠消失,也祝願巴勒斯坦人民早日獲得新生,重新安居樂業。但是,再次的衝突,仍然是一個時間的問題,這把火遲早還要燃燒起來。

回望巴以衝突的過去,我們總是痛心地發現,受害的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一直被人當玩具耍、當工具使、當棋子下,真正的主角和幕後操縱者是一些超級大國。巴以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也是大國爭奪利益和搶佔權力的鬥爭所造成的結果。大國的博弈不停,巴以的衝突就難以停息。首先,歐洲人為了甩掉猶太人這個包袱,在英美兩個大國的主導下促生了“猶太民族的家園”——以色列國,而後在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鼎力支持下讓以色列得以保存並得到了大力發展;又是在蘇美的利益爭奪中,“巴以衝突”的悲劇不斷上演。雖然猶太人的建國是巴以問題的起點和根本,但在過程中牽扯了太多大國的利益,而使它們不僅參與還主導中東事務,甚至以色列有時也扮演棋子的角色。也正是由於大國的庇護,以色列才敢肆無忌憚地隨時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頭上動槍到刀。穆斯林曾經有過自己的大國,如土耳其帝國,它不僅保護過自己的穆斯林臣民,還保護過猶太的難民。可是,正當西方列強醞釀“以色列國”的時候,它一方面被西方各國不斷蠶食,另一方面被內部勢力正在瓦解,奄奄一息的它,自身無力回天,更沒有能力進入大國決斷命運的圓桌,從而喪失了對巴勒斯坦的有效保護。以色列建國以後,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為了各自的利益和在國際舞臺上的霸主地位,對以色列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蘇聯反對而美國保護。穆斯林國家沒有一個可以跟蘇美抗衡的大國,只好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自動加入兩大陣營中的一個,眼巴巴看著穆斯林的事業由他人任意擺佈,印證了“小國無外交”的說法。他們對巴以問題的立場,隨著盟主立場的變化而變化,盟主的主觀意願成了他們對待巴以問題的標杆,而真正的巴以問題卻成了他們次要的問題。大國的較量,在中東不斷變換主角和花樣,不斷更新目標和方式,致使巴以風雲變幻莫測,各種問題難以得到最終的解決,“巴以和平”遙遙無期。六十年的衝突和鬥爭,給兩個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給巴勒斯坦人民帶來的更是屬於生命、財產和土地的巨大損失。戰爭沒有贏家,但巴以的衝突不是對等的較量,因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戰爭,所以,輸家往往是巴勒斯坦人。

歷史是不能忘記的,但應該記住的,除了歷史本身外,還應當記住其中的啟示和教訓。以色列固然可恨,但若光記著仇恨,不吸取教訓的話,對自身會有害而無利,甚至會使民族的心理變得扭曲,進而妨礙自身前進的步伐。過去的歷史無法改變,未來的歷史需要人去開創。在這一輪的衝突之後,巴勒斯坦人民和穆斯林應當痛定思痛,把歷史的傷痛化作自立自強的動力,把過去的失敗看作未來取勝的基礎。如今,他們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新起點,直面未來的機遇和挑戰,他們應該從現在起,規劃將來的藍圖,不管何時能夠實現,實現到何種程度。從六十多年巴以衝突的歷史來看,以色列的統一和強大,以及西方世界的偏袒和干預,無疑是巴勒斯坦屢屢失手的主要原因,而阿拉伯世界存在的問題和巴勒斯坦自身的弱點,也是它遭難的關鍵。這其中有無數發人深思的啟示和不堪回首的教訓,令我們回味。

一、缺乏全域視野,喜好各自為政

《古蘭經》說:“這是你們的民族,一個統一的民族,我是你們的主,你們應當敬畏”。(23:52)

先知穆罕默德說:“信士對於信士,猶如牢固的建築,各部分相互加固”。

伊斯蘭不分民族和國界,不分膚色和語言。凡信仰伊斯蘭的,都是弟兄,無論他生活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儘管各地的穆斯林擁有自己的文化積澱和歷史傳統,表現出了自己的個性和特點,但在信仰和精神層面,他們是一個整體。先知穆罕默德作為真主的使者和穆斯林的表率,曾經就是穆斯林統一的精神領袖。他之後的幾位哈裡發,也冠以“眾信士的領袖”的頭銜,就連之後的幾個穆斯林帝國,如伍麥葉王朝、阿巴斯王朝、奧斯曼王朝,雖然內訌不斷,可至少理論上是代表穆斯林大眾的意志,維護穆斯林的利益的,而且時時努力扮演“穆斯林的保護者”的角色,這充分證明了穆斯林的統一性。近代以來,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伊斯蘭世界失去了象徵性的統一,取而代之的是幾十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每個國家明哲保身,唯我獨尊,失去了全域意識和歷史擔當。以幾次中東戰爭為例,身先士卒、正面應戰的基本是埃及、敘利亞和約旦,而其他國家或持觀望態度,或用經濟制裁,參與程度遠遠不符他們當時的實際能力和對穆斯林弟兄情誼的要求。但是,領頭的埃及經過幾次正面的戰爭,不敵以色列,終於單獨與之媾和。這不僅惹怒了眾阿拉伯國家,還將埃及從“阿拉伯聯盟”開除出去,阿拉伯國家內部出現了裂痕和矛盾。但是,其它阿拉伯國家接著也先後與以色列媾和或簽署停火協議。各自的國家利益佔據了首要位置,而整體的阿拉伯利益或巴勒斯坦事業受到了冷落,漸漸退居次要地位,至少不為巴勒斯坦事業單獨衝鋒陷陣了。這種各自為政的現象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中得到了慘痛的驗證。當時,沙龍指揮以色列軍隊進入了黎巴嫩,打擊在那裡避難的巴勒斯坦武裝力量,並揚言要在幾周內徹底消滅巴解組織。那時,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站出來應戰,以保護巴解組織。阿拉法特奔走於各國之間,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但得到的卻是婉言的回絕。絕望之下,他帶著他的部隊揮淚撤離開了他們戰鬥的土地,流亡國外。實際上,他們是被自己同胞的冷漠趕出黎巴嫩,走上流亡之路的。

再說現今的阿拉伯國家,為了自己的政權和利益,不惜跟美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讓美國在其領土之上建立軍事基地,防禦周邊阿拉伯國家的不測。不難想像,這些國家的初衷是借美國之力,威懾周邊的弟兄國家,維護自己的安全。不過,美國和西方打擊穆斯林國家時,哪一次不是從這些基地出發的,這些國家實際扮演了西方攻打穆斯林國家時的幫兇角色。這種各自為政的做法,極大地損害了穆斯林的整體利益,給伊斯蘭世界留下了無窮的後患。被包圍在這樣的穆斯林國家中間,巴勒斯坦的解放事業,難度可想而知。

二、缺乏團結意識,大興民族主義

《古蘭經》說:“你們當全體抓緊真主的繩索,不要分裂。你們當銘記真主賜予你們的恩典,當時,你們原是仇敵,而真主聯合了你們的心,你們借他的恩典變成了弟兄”。(3:103)

穆聖說:“眾人啊,注意!你們的養主只有一個,你們的先父只有一個。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優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優越,唯憑敬畏心”。

伊斯蘭反對民族主義,也反對地方主義。根據教義,沒有哪個民族優越於其它民族,就連阿拉伯民族也不比其它人高貴。著名的聖門弟子中,有埃塞俄比亞的比倆裡,有波斯的賽裡曼,有羅馬的蘇海蔔,沒有人因為他們的族別而高看他們或歧視他們。阿拉伯民族英雄薩拉丁光復了耶路撒冷,把十字軍逐出伊斯蘭的土地,他自己卻是庫爾德人;穆斯林英雄塔利格•本•宰亞德率軍橫渡直布羅陀海峽,把伊斯蘭的旗幟插在了歐洲的土地上,他自己卻是柏柏爾人。他們都是全體穆斯林引以為豪的勇士,他們的事蹟多少世紀來被人津津樂道,誰都沒有因為他們的族別而輕視他們的貢獻。

民族的多元是真主的造化,他要讓不同的民族創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而後相互交流,借此達到人類共同進步的目的。民族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每個人從自己的情感上來說,都熱愛自身,熱愛自己的民族,有維護自己民族利益的責任和義務。然而,當他把民族利益視為最高原則,將民族利益淩駕於一切利益之上時,便陷入了“民族主義”的泥潭。穆斯林自古以來不怕強大的外敵,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和波斯帝國被征服了,彪悍的蒙古人被同化了,但穆斯林怕的就是自身的分裂。歷史上穆斯林的衰落和分裂,都是民族主義這把雙刃劍造成的。伍麥耶王朝時期出現的 “舒奧賓耶運動”,以反對阿拉伯人的優越地位為目的,嚴重削弱了伍麥耶王室的統治。到阿巴斯王朝時候,它演變成了貶低阿拉伯人的運動,導致了波斯民族情緒的高漲,孕育了兩個民族之間的裂痕,以及伊斯蘭世界的長久分裂。近代以來,民族主義的苗頭在伊斯蘭世界不斷顯現,並暴露出了它的危害性和破壞性。曾經在地緣和精神上相對統一的群體,迅速裂變為不同民族或部落或家族的國家,徹底肢解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

我們或許為“民族主義”做一定程度的辯護,說它能鼓舞一個民族的士氣,增加一個群體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為自身經濟文化的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然而,穆斯林是一個跨民族和跨地域的整體,而在整體的利益面前,民族主義卻是極為有害的。近年來,伊斯蘭世界兩次大的政權更迭,即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倒臺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滅亡,都有民族主義興風作浪的影子,至少民族主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他們的悲劇是被人利用了民族主義這把刀而釀造成的。實際上,民族主義者在這盤棋中仍然是幕後勢力手中的一粒小棋子。“兩伊戰爭”是穆斯林之間“民族主義”肆虐的集中表現,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對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要拼個你死我活,結果兩敗俱傷。暫且不說“兩伊戰爭”的幕後黑手是誰、真正意圖又是什麼,假如兩伊雙方內部沒有民族主義思想作祟的人,光憑外部的煽動,哪能挑起弟兄之間殘酷地廝殺呢。兩伊戰爭給中東迅速崛起的兩個大國伊朗和伊拉克帶來了災難,讓他們在數年內元氣大傷,潰不成軍。伊拉克的災難尤其深重,幾乎是滅頂之災,正在崛起的身軀不得不再次倒下。曾經給以色列帶來威脅的伊拉克,再也無力顧及他人的安危了,巴勒斯坦失去了一個堅強的後盾,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業失去了一股有力的支持力量。

三、缺乏原則觀念,維護門戶之見

《古蘭經》說:“各派的人彼此紛爭。哀哉!不義的人們,他們將受痛苦的刑罰。”(43:65)

先知穆罕默德說:“誰宣導門派主義,就不是我的教民;誰為門派主義鬥爭,就不是我的教民;誰至死堅持門派主義,就不是我的教民。”

伊斯蘭的教法和教義中存在著“根本性的原則”和“枝節性的細則”,前者是伊斯蘭的基本信條和教義,而後者則在對教義和信條的理解和具體實踐。當今的穆斯林,在原則問題上幾乎不存在分歧,而在細則上分歧不少。因為細則是貫徹原則的方法和途徑,隨解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是不可避免的。於是,不同的學派和教派由此形成。對教義細則的不同理解,會導致“教派”的產生,而對教法細則的分歧,會促成“學派”的誕生。伊斯蘭歷史上教派和學派的界限,大致是以這一標準劃分的。四大教法學派的形成及長期存在,有力的證明了在細則問題上產生分歧的可能,以及早期穆斯林對不同觀點採取的態度。接著,由於對教義細則的不同理解,出現了諸如赫瓦裡吉、莫爾吉埃、吉蔔忍耶、格德忍耶、紮黑忍耶、哈什維耶等派教派,它們在學術爭論中誕生,又在學術爭論中消失。所以,學術的分歧和爭議是正常不過的事了,而且是學術繁榮的象徵。有分歧就會有學派,甚至會被演化為教派。

一般而言,學派和教派的出現,是歷史的產物,有它存在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基礎,以及文化創新的因素。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學派教派的出現符合了時代的要求,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但派別不是神聖不變的,它遵循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它屬於文化實體的範疇,不可與伊斯蘭同日而語。它們在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以後,自動或被動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伊斯蘭思想界也像人類歷史一樣:“久合必分,久分必合”。隨著社會背景的不斷變化,有些派別逐步謝幕,留下零星的觀點閃現在後來的傳統中,而新的派別不斷粉墨登場,展示新鮮的風姿。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待派別的存在,要把它看作一段歷史的思潮,一種歷史的回應,切莫將其看作鐵打的法則,或一成不變的原理,也不要把它當成洪水猛獸,進而猛批猛打,或逐出教外,更不要將派別的界限視為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伊斯蘭世界,四大教法學派的格局很難改變,因為各派之間從一開始就有了默契:相互認同、相互尊重,而且基本的宗教功修不會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原有的形式會一直保持下去,因此,在這些問題上,四大學派會一直存在。但是,在一些新的教法問題上,學派之間的界限會變得模糊,權威的觀點會被大家接受。至於教義細則方面的分歧,一方面它會隨著時代的推移而逐步消失,另一方面,它是可以容忍的細節問題,允許見仁見智,保留不同意見。總之,在細則問題上,由分歧形成派別是正常的。然而,堅決捍衛“門戶之見”,不分青紅皂白地排斥異己觀點,是錯誤的。當今的穆斯林,大家都認為在“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上,彼此沒有什麼分歧,僅有的分歧也是在“枝節性的細則”問題上。本來這類問題可以存在分歧,可以容忍差異,可以主張不同,即便有差異和不同,大家仍然是穆斯林弟兄,依然是一個家庭的成員。然而,“門戶之見”的觀念卻將這類問題上綱上線,上升為原則問題,將細節的差異看做了信仰的界線。當今穆斯林世界,“門戶之見”大行其道,我認為其原因是原則和細則不分,根本和枝節不清而導致的,也就是本末倒置和逐本求末的結果;許多人輕根本而重枝節,輕原則而重細則,結果成了門派的“衛士”,而伊斯蘭的大門卻沒人把守。

近代以來,由瓦哈比運動引發的爭議和分歧,把穆斯林世界拖入了一個內訌、爭執和衝突的泥潭中。瓦哈比運動本來是一次伊斯蘭的“正本清源”的改良運動,但由於歷史的機緣,被綁在了一個政治的戰車上,陷進了權利鬥爭的漩渦中。這次改良運動,客觀上需要政權的護航和經濟的支撐,而沙特王室也需要一種思想理論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並以此拓展自己的疆域、壯大自己的勢力。因此,二者必然聯姻。瓦哈比運動從此披上了政治的外衣。當時處於宗主地位的土耳其帝國,肯定不允許自己的領地被切割,更不放過對方作為思想武器的瓦哈比學說。為了從思想上瓦解沙特王室的政權根基,土耳其帝國動用了所有宣傳手段,對瓦哈比學說進行了無情地批判和詆毀,以期將它貶為人皆共誅的邪說。在遜尼派世界,兩大陣營迅速形成:以沙特王室為代表的瓦哈比改良派,和以土耳其為代表的穆斯林傳統勢力,兩派對壘叫駡。然而,就伊斯蘭的“六大信仰”和“五樁天命”等原則而言,誰都沒有違背;伊斯蘭的基本法度,誰都沒有超越。可是,可雙方彼此互斷為“卡菲爾”(不信者),將自身標榜為“伊斯蘭的捍衛者”。觀兩大陣營的矛盾焦點,人們仍然會發現問題出在“細則”上,絕對不是根本性“原則”問題。例如,土耳其帝國譴責瓦哈比運動拆毀聖徒陵墓,從而褻瀆聖人,不尊重賢者(沃裡),出了伊斯蘭的圈子,而瓦哈比運動指責土耳其人過分尊敬先知和賢者,以此犯了“以物配主”和“偶像崇拜”的大罪,陵墓等遺物是罪魁禍首,應當清除。實際上,二者都信奉先知,尊敬賢者,不存在原則問題,只是尊敬的方式不同而已。兩大陣營為了鬥爭的需要,吹毛求疵,將許多小問題上綱上線,欲將對方置於死地。土耳其帝國由於內憂外患終於倒臺了,可是由他們引發的內戰始終平息不下來,因為許多學者從政客手中接過這面鬥爭的大旗,將它插到了伊斯蘭各地,如北非、中亞各國、南亞的印巴和東亞的中國。有趣的是,沙特王室對倒臺的土耳其王室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後來的土耳其共和國也對沙特政府以禮相待,但從政壇刮到民間的門派鬥爭卻似乎沒有熄滅的徵兆,反而有越燒越旺的勢頭,門戶和山頭的意識愈加強烈。穆斯林內部為了維護門戶之見,不僅內耗還相互殘殺,在內訌中愈陷愈深。巴勒斯坦周圍的穆斯林社會被門戶之見割裂得支離破碎,打得人仰馬翻,哪有統一的思想和統一的精力去解放受苦受難的巴勒斯坦人民。甚至巴勒斯坦也被某些人隨意貼上了幾個門戶的標籤,被其它門派冷落和排擠,解放事業更為艱難。

四、缺乏包容精神  偏走極端路線

《古蘭經》說:“你們當爭先獲得來自你們養主的寬恕,以及那與天地同寬、為敬畏者預備的天堂”。(3:133)

穆聖說:“真主最喜愛的宗教,是寬容的正道”。

伊斯蘭是一個世界性宗教,適合全人類信奉,適宜各時代奉行。具有如此廣泛適應性的宗教,必然具備海闊天空的胸懷和海納百川的氣度,能夠接納各種稟賦的人群和各樣形態的文化。因此,伊斯蘭宣導寬容,反對狹隘;宣導中正,反對極端。

伊斯蘭的包容精神體現在下列幾個方面:信仰的寬容、文化的寬容和行為的寬容。首先,伊斯蘭認為,信仰是真主的恩賜,是植入人胸中的一道光明。真主賜給誰這道光明,誰就擁有了伊斯蘭的信仰;沒有賜予這道光明的,畢生與伊斯蘭無緣。誰能蒙受真主的恩賜,自己無法決定,是真主的選擇。基於此,穆斯林只有向他人宣傳教義的義務,沒有強迫他人入教的責任。對待不信教者,要求善意地引導和勸化,而後尊重他的選擇。即把他交付真主,並祈求真主賜予他光明和正道。

其次,伊斯蘭文化是信仰伊斯蘭的各民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中基於伊斯蘭的原理原則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由於穆斯林受各自語言、民族、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創造出來的文化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都具有濃郁的伊斯蘭色彩。伊斯蘭文化的多元現象,印證了伊斯蘭自身的寬容精神和創新活力,因此,伊斯蘭文化具有萬紫千紅的豐富性和五彩繽紛的多樣性,而且註定是一個開放的和包容的文明體系。伊斯蘭甚至在立法時可以將其它民族的“良俗”(良好的習俗)納入自己的“立法依據”當中,兼收並蓄。以穆斯林的服飾文化為例,女性的服飾只須遵守幾個原則:遮住除了臉和雙手之外的肢體、禁穿透明衣服、禁傳暴露身體線條的衣服(緊身衣),除此而外,不限任何設計方案和款式。因此,出現了阿拉伯式女袍、馬來式服裝、印巴式服裝等等,都可看做伊斯蘭服飾。在思想觀念上,若不違背信仰原則,各種先進的思想和理念,均可接受,至少可以容忍。比如,伊斯蘭早期的教義學家借用了古希臘的“原子論”,闡述真主的存在與獨一,得到了教義學家和學者們的廣泛贊同。至於跟信仰原則沒有直接聯繫的思想和觀念,如教育模式、科技發明、交通規則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伊斯蘭則給予了更大的自由,賦予了人發揮聰明才智的巨大空間。

再次,在行為上,伊斯蘭以“簡便易行”為原則,在宗教功修和社會活動中讓人選擇簡單容易的方法。因為真主不強人所難,不苛求每個人自己能力達不到的事項。在教法允許的範圍內,可以選擇每個人能夠承受的難易程度,允許選擇難度較大的功修,以表示獻身主道的精神,也可以選擇容易的功修,以保持細水長流,持之以恆。但是,只要意念虔誠,難易程度不是真主回賜多少的標準。當然,偷工減料式的簡易和苦行僧式的苦修,都是伊斯蘭所反對的。伊斯蘭主張寬容,正視事物的差異,對不同的人和事物用不同的判斷標準,在處理問題時,採取靈活多變的方式,既保持伊斯蘭的普遍原則,又顧及事物的特殊性。

如今穆斯林表現出的極端,究其原因,我認為是:只認一個理,只抓一個標準,片面看問題,全然忽略事物的差異和多樣性而造成的。以早期伊斯蘭世界出現的一些現象為例,無線電的出現曾在伊斯蘭世界引起軒然大波,它首先受到了一些宗教學者的抵制,其原因是,這是新生事物,先知時代沒見過的東西,聖門弟子沒有用過,既如此,就不該用。另外,無線電傳出的西方的文化、西方的音樂和歌曲,而音樂是許多穆斯林所反對的。無線電廣播成了魔鬼的“嘴巴”,傳出的聲音是魔鬼的“喊叫”,因此,聽無線電廣播是非法的。後來的答錄機、電視機都經歷了相同的命運。實際上,他們只看到了事物的“新生”,沒有看到事物的必然發展;他們看到了消極的音像,卻沒有看到積極的用途,因此走向了極端。

近幾十年來,伊斯蘭世界的“極端現象”蔚然成風,嚴重損害了伊斯蘭的形象,給心懷叵測的人授予了攻擊伊斯蘭的口實。遜尼派和什葉派的鬥爭、賽萊菲耶與蘇菲派的對立、現代主義和傳統勢力的矛盾、原教旨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較量,這些角逐在伊斯蘭各地不斷上演,各門派相互攻擊,互相詆毀,並羅織了一大堆帽子,隨意扣給他人。於是,“叛教”、“舉伴”、“異端”、“非法”的帽子漫天亂飛,結果,不僅沒有解決伊斯蘭世界出現的一個小問題,反而揪出了一大群潛藏在穆斯林隊伍中的“卡菲爾”(非穆斯林),給火獄找了一大堆燃料。究其究竟,爭論的都是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不牽扯信仰原則,可是由於極端思想在作怪,片面看待問題,小題大做,本來可以調和的問題被無限放大了之間的差距,成了水火不容的隔閡。天堂與天地同寬,真主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伊斯蘭而進天堂,不願看到人們與之疏遠而下火獄。然而,極端者自以為是,似乎害怕更多的人掌握真理而跟他一同踏上正道,生怕更多的人進入天堂而使它擁擠,從而極力貶低他人的思想,謬化別人的觀點。伊斯蘭世界被這樣雞毛蒜皮的問題折騰得雞犬不寧,亂象叢生,自身都難以統一,何談集中精力支持巴勒斯坦事業。

五、缺乏理性思考  喜好跟風揚場

《古蘭經》說:“信教的人們啊!如果一個惡人前來向你們報告一個消息,你們應當核實,以免你們無知地傷害他人,最終對自己的行為悔恨不已”。(49:6)

先知穆罕默德說:“你們身上令人討厭的事:人云亦云、刨根追問、鋪張浪費。”

伊斯蘭崇尚理性,反對妄斷,把理性看作理解教法教義的有效工具。伊斯蘭的教法教義正是由於經得住理性的審視,才得到了世人的信奉和遵守。當今世界,萬象叢生,瞬息萬變;國際事務,錯綜複雜,真假難辨。西方大國借助自己強大的輿論工具引導世人的視線,經常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混淆視聽。伊斯蘭世界的許多大事,西方有時不用一兵一卒,也不放一槍一炮,光用媒體輿論就解決了。而可悲的是,穆斯林一沒有自己的消息來源,二不對傳來的消息進行理性地分析,只是人云亦云,跟風揚場,甚至添油加醋,結果,自己的命運被人操縱,任人擺佈,在不知不覺中葬送了自身的利益。最為明顯的一個例子是,1979年至1989年間,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在西方媒體主導下穆斯林的表現。二戰以後,蘇美兩個超級大國進入了冷戰階段,在國際舞臺上爭奪霸主地位。美國為了遏制蘇聯在中亞的擴張,聯合西方各國共同對付蘇聯。它借用輿論的力量,一面攻擊蘇聯的侵略行為,另一面向穆斯林世界宣傳“聖戰”的思想,以及對蘇聯進行"聖戰"的迫切性和神聖性,號召全體穆斯林為“解放”阿富汗的穆斯林弟兄而奉獻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穆斯林一聽西方人替自己“聖戰”,哪敢落後,便紛紛加入這場戰爭。熱血青年滿懷激情地來到“聖戰之地”——阿富汗,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信仰與自由之歌。在此過程中,西方媒體深情地渲染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的每一位勇士,熱情謳歌每一樁可歌可泣的故事,把阿富汗遊擊隊和阿拉伯青年描繪成伊斯蘭的“英雄”、偉大的“聖戰者”、“捍衛正義的人”。

在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強大攻勢下,蘇聯終於敗北,撤兵回家了。十年戰爭,蘇美兩霸在阿富汗實驗武器,爭奪世界老大,而無數的“英雄”和“聖戰者”卻充當先進武器的人肉靶子,為超級大國的博弈當炮灰。伊斯蘭世界為野心勃勃的西方利益集團奉獻了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為他們的貪婪買了單。美國踩著“聖戰者”的屍骨和鮮血,攆走了蘇聯,大獲全勝,還獲得了阿富汗的土地。蘇聯走了,可扶植起了龐大的“聖戰者”群體,這又是美國的一個頭疼問題,美國開始解決“盟友”。首先,西方撤軍,讓“聖戰者”與政府軍火拼。與此同時,西方媒體開始轉換口氣,以“戰鬥者”或“遊擊隊”稱呼他們。再後來,群龍無首的“遊擊隊”內部相互殘殺,自行消耗。此時,西方不但沒有設法調停或加以制止,反而扣了一頂“土匪”的帽子把昔日的“聖戰者”一腳踢開。塔利班的崛起讓西方人始料不及,它不僅幾乎統一了阿富汗,還把矛頭指向了美國。它讓國人明白原來一切都是騙局,自己上當受騙了,並開始反美。這時,一頂早就預備好的鐵帽子——“恐怖分子”穩穩地扣在了他們的頭上,讓他們抬不起頭來,人見人罵,人見人打。可憐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難民、冤魂和殘疾人,他們曾經為之流血的西方如今在哪裡?誰來向他們伸出熱情的雙手,誰來為他們伸張正義,誰來為他們的損失支付補償?假如伊斯蘭世界當時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衝動的話,不致於如此被人愚弄,對伊斯蘭世界造成傷害也許沒有現在這樣大。當然,阿富汗內部的政客和野心家們非常期望有那樣的亂世年代,好渾水摸魚,為自己撈取政治和經濟的利益。

縱觀“英雄”變“恐怖分子”的過程,同一夥人,隨著西方對他們的利用價值的大小,他們的身份不斷發生變化,等到對西方有威脅時,自然就成了“恐怖分子”。西方的做法固然可恨,但更可悲的是,穆斯林世界被西方人和西方媒體牽著鼻子,讓他們隨風飄蕩,跟風揚場。在把阿富汗武裝力量美化為“聖戰者”時,無數穆斯林用最真摯的感情擁戴他們,幾乎把他們看作伊斯蘭的衛士和穆斯林的希望,而被西方醜化成“恐怖分子”時,他們立刻群起而攻之,迅速把他們當成伊斯蘭的敵人和穆斯林的敗類,巴不得讓人把他們徹底消滅乾淨而後快。西方人愚弄的不僅僅是穆斯林的感情,還有伊斯蘭的信仰和教義,而跟風揚場、不動腦筋的許多穆斯林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如此跟風揚場的鬧劇,至今在伊斯蘭世界還在不斷上演。目前在國際上被炒作得沸沸揚揚的人物、組織和國家,有幾個人真正走入對方,去瞭解真真實實的他們,任由幾個西方媒體信口雌黃,說長道短。穆斯林世界,基本上人云亦云,根本就不知道幕後操作者打什麼主意,還為人家的野心搖旗呐喊。穆斯林不僅在國際事務中往往表現如此,即便在宗教信仰和思想認識上也經常這樣,只要誰提出新奇的主張,就讓許多人興奮,從而盲目因襲,充當喉舌。美國和西方在阿富汗的勝利,助長了他們干預別國內政的信心,以及武力打擊他國的勇氣,為以後的入侵中東奠定了基礎,從而完成了對巴勒斯坦問題釜底抽薪的規劃,使巴勒斯坦人民陷入無援無助的境地。

六、缺乏發展觀念   甘願墨守成規

《古蘭經》教導先知穆罕默德說:“你說:我的宗族啊!你們當盡力而工作。”(6:135)

先知說:“你當為今世工作,猶如你永生一般;你當為後世工作,猶如你明天死亡一樣。”

真主創造的規律中,有一個貫穿自然和人生的重要規律,那就是“因果律”。一切“結果”都建立在“原因”的基礎上,即便是後世的回賜,也建立在今世的信仰和善功這些“原因”上。伊斯蘭提倡發展,並把社會的發展看作是真主賦予每一個人履行自己作為“大地治理者”義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發展”卻是有規律的,它嚴格遵循真主設定的“因果律”。誰遵循了發展的規律,無論有無信仰,也不管信仰是否正確,誰就能踏上發展的道路,成功便指日可待。無數非穆斯林人士和他們事業的成功,原因就在於此。

 一個民族想要步入先進與發達的行列,關鍵在於自身要有進取的願望和成功的努力。真主根據各人的美好意願和進取程度,促成他們事業的成功。由於伊斯蘭的興起和早期穆斯林的進取精神,阿拉伯社會曾經出現了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積極進取的氣氛充滿了穆斯林社會,一盤散沙的阿拉伯人變成了統一強大的民族。與此同時,受伊斯蘭的啟迪,穆斯林開始崇尚理性,重視教育,鼓勵學術,推動創新,使得穆斯林在中世紀逐步變成人類文明的火炬手和傳承者。時至今日,伊斯蘭仍然是促進世界文明的動力之一。然而,在現當代,許多穆斯林信仰淡化,社會發展的腳步幾乎停止不前,文盲率居高不下,生活品質急劇下降,精神面貌和道德水準每況愈下。在科技發明和文化創造方面,阿拉伯國家與21世紀的現代化的步伐有一定的距離,實際被西方世界遠遠的拋在了後面,而且穆斯林也失去了發明創造的興趣和熱情。許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落後,政府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權者不作為,缺乏戰略眼光,但與此同時,民眾的懶惰和消極態度也不無關係。民間大多數人安於現狀,懶惰成性,不思進取,墨守成規,甚至有人反對現代化,認為現代就是對“傳統”的顛覆。殊不知“傳統”和“成規”,不過是歷史的積累,並非都是神聖不可變的東西,發展才是對傳統對最好繼承。

傳統是要守護的,但“傳統”中有基於教法教義的傳統,有基於地方習俗的傳統,也有基於個性喜好的傳統,還有基於生存環境的傳統。除了基於教法教義的傳統不宜改變以外,其他的傳統可以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而且許多傳統實際也在默默地發生著自身的變化。墨守成規不是伊斯蘭的傳統,伊斯蘭的傳統中根本就沒有“守舊”和“倒退”的傳統。因此,穆斯林要輕裝上陣,要奮發圖強,不要讓所謂的“傳統”和“成規”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從而駐足不前,被歷史淘汰。再說大部分阿拉伯人屬於遊牧傳統文化,深居大沙漠的一隅,具有淳樸的民風和善良的品德,祖輩留下的傳統就是趕著自己的駱駝和羊群逐草而牧的生活。如果堅持這個傳統,何時才能進入現代化。但是,阿拉伯人還是進入了現代化,儘管腳步慢了一步。這說明他們也在改變傳統。然而,他們的改變畢竟還不徹底,有些傳統仍然捆綁著他們的手腳。例如,目前許多國家都靠外國人蓋起了水泥大樓,建起了現代城市,外國人也賺了大錢,但大面積的國土改造幾乎等於零,沙漠永遠是不毛之地,永遠是寸草不生的地方。阿拉伯的君主和他們的人民始終沒有解決糧食自給自足的問題。肥沃的新月地帶,本來是幾千年來阿拉伯人的糧倉,薩達姆時代還興修了水利,但其農業技術仍然相當落後,加上多年殘酷的戰爭,幾乎讓土地荒廢,糧食生產目前難以滿足人民的需要。伊拉克尚且如此,其它阿拉伯國家就更不待說了。絕大多數阿伯國家的糧食供應基本靠國外進口,部分國家靠生產石油換取糧食補給,而沒有石油的國家,只能缺衣少穿了,永遠淪為貧窮落後國家。假如阿拉伯各國全民自力更生,改造良田,政府長久規劃,大力投入的話,基本的生活問題有望自行解決。在科學技術方面,阿拉伯國家幾乎是空白,不要說高尖端的技術,就連低端的技術也不具備。在阿拉伯國家的市場上,到處充斥著“中國製造”的偽劣假冒產品,高端的產品卻來自日本、韓國和歐美。

如今的阿拉伯國家,基本依賴外國技術和產品,幾乎沒有一個完全自立的國家。倘若外事有巨變,大部分國家會面臨生活的癱瘓。巴勒斯坦原想依靠周邊的阿拉伯國家發展,借他們的力量獲得新生,可鄰國自身的發展都成問題,何談帶動它呢?

七、缺乏實際行動    光喊空洞口號

《古蘭經》說:“信教的人們啊!你們為什麼說你們所不做的事呢?你們光說不做,在真主看來,是非常可恨的”。(61:2-3)

先知說:偽信士的標記有三:說話就撒謊、承諾就食言、受託就欺騙。

伊斯蘭是務實的宗教,要求信徒在點滴的行為中實踐信仰,並號召穆斯林言必有行,言而有信,反對心口不一和言而無信,甚至將食言稱為偽信士的標誌。因此,言行一致是伊斯蘭強調的一大美德,要求穆斯林將自己的人生依託在這一堅實的基礎上,說到做到,不空喊口號。伊斯蘭教導穆斯林切實履行自己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的責任和義務,要用實際行動體現“代治者”的身份,替真主建設和治理大地。"治理大地"並非人人為王去統治大地,而是從自身做起改善自身,改善家庭,改善身邊的環境,逐步擴及到更大到範圍。即便改善了自身,不危害社會,也算做到了"治理大地"到目的。但在現實中,高談闊論的人多,低調做事的人少;大喊口號的人多,實際行動的人少。

歷史上用“印度人的腿”和“阿拉伯人的嘴”來讚美印度人的勤快和阿拉伯人的口才。確實,阿拉伯人鼓起舌簧來,真是圓滑靈巧,口若懸河,出口成章,自古阿拉伯人就以能說會道而著稱。這種技能或多或少地感染了後來受阿拉伯文化薰陶的各族穆斯林,使他們說起話來不用打底稿,頭頭是道。然而,我們見很多人說得明白,做得糊塗;說得天花亂墜,實際空喊口號;說得情真意切,實際虛情假意,言論跟實際行動相差甚遠。今天,許多人對阿拉伯人的初步印象,恐怕是“說話不算數”、“滿嘴教門,光說不做”、“一句‘印沙拉’就沒了下文”。

自從猶太複國主義者進入巴勒斯坦地區以來,巴勒斯坦人民進行了浴血奮戰,遭受了巨大的損失,而周邊的阿拉伯人和遠方的穆斯林卻由最初的堅定意志慢慢轉向了道義上的支持和口頭上的伸冤,失去了行動上的援助,光喊口號而已。著名阿拉伯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舍凱布•艾爾珊蘭(1869——1946)曾經講過一件讓他痛心萬分的事。他說:有一次,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展開了激烈戰鬥,雙方傷亡慘重。之後,猶太人向世界猶太人發出呼籲,要求援助遇難的巴勒斯坦猶太人,阿拉伯人也同樣向穆斯林世界發出呼籲。結果,猶太人收到的捐助多達一百多萬埃磅,而阿拉伯人收到的捐助總共才有一萬三千埃磅,不及猶太人的一個零頭。舍凱布•艾爾珊蘭說:“誠然,猶太人的富裕非穆斯林所能比,但穆斯林的人數占絕對優勢。猶太人只有兩千萬人口(二戰前的數字),而穆斯林卻有四億,若每人捐助一分錢的話──再窮的人,這一分錢總該捐得起吧──可以收集四百萬磅。拋開居住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穆斯林不說,單說居住在巴勒斯坦周圍的三千五百萬人,即埃及人、敘利亞人、伊拉克人、內志人、罕志人 、葉門人和阿曼人,如果向他們每人徵收一分錢的話,可以收集三十五萬磅。”可是,他們還是沒有做到,捐款只有一萬三千埃磅。他痛心地問道:“那就是他們為主道做出的生命與財產的犧牲嗎?這就是他們為同胞,對鄰國弟兄為保衛遠寺──伊斯蘭教第三聖地、第一個禮拜朝向 ──而作出的援助嗎?難道真主沒有說:“天下穆民皆弟兄”嗎?他們的弟兄情宜何在?”

《古蘭經》的確說過,穆斯林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和"有尊嚴"到群體,但這要以高尚的情操、優雅的氣質、發達到科技和健全到體制為前提。即在現實生活中要有這些東西作支撐,方能實現"優秀"和"尊嚴"的地位。光喊一聲 “我們最優秀!”的口號,就立刻變優秀的事情,在現實中不會發生,這違背真主的常道。確實,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裡,民眾不缺乏成套的伊斯蘭理論,但不可否認的是,絕大多數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是目前世界上較落後的國家,高深的理論在社會和個人的身上見不到影子,似乎理論和現實具有很大的差距。這是一個人心浮躁的時代,到處都有高談闊論、言行不一的現象,而它卻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身上表現得好像尤為突出。期待阿拉伯弟兄來拯救的巴勒斯坦,恐怕還要靠自身的頑強意志和實際行動實行自救,加強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否則就會耽誤了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

後記:

巴勒斯坦的解放,是全體穆斯林的事業,要靠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但周邊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有更大的一份責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今的穆斯林國家和阿拉伯國家,自身存在著許多欠缺和不足,制約著自己發展和壯大,而且這些因素像病毒一樣還不斷地侵蝕著它的肌膚,虛弱的身軀難以抗衡強大的以色列。如果這些不利的因素不儘快清除的話,不僅自身的發展和強大無望,而且還要遭受滅頂之災。我們不能掩耳盜鈴,自欺欺人,我們應該正視現實,剖析自己的不足,承認自己的弱點。歷史的教訓是慘痛的,穆斯林再經不起打擊和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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